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的历史性胜利，可以想见，不会属于理想主义者。
因为理想主义者通常都没有钱，更因为民主、法治这些本质上属于产业链逻辑维稳工具的制度构建，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也是必须“烧钱”才能完成的。
这里我所指的“有钱人”，是和伤害链系统中那些因整个社会生产力低下而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相比的有钱人。
一旦因进入产业链逻辑提高了财富创造力，改开后的农民工比起当年想逃荒讨饭都会被算成“盲流”的农民，也就能算“有钱人”。
建设民主与法治，实际上是在维护“有钱人”的利益，是在维护农民工、城市中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利益，是在维护整个社会所有希望以非暴力方式获得财富的人的利益，维护他们的致富机会，也维护他们已有的财产和权利。
自由不是免费的，自由的代价，贫穷的理想主义者们支付不起。
也不该由他们支付。
所以，中华沦陷区实现民主转型的希望，并不在于理想主义者们的坚持。
而在于功利主义者的奋起。
功利主义者的奋起，则需要以伤害链对这些曾经游走于双链模糊地带的人物的排挤为前提。
在伤害链眼中，手套商人是曾经的役畜和待宰之猪。在伤害链系统面临资源匮乏困境时，链主会很自然地把这类人看成收割、抄没的对象，以充盈库房。
当然，这些人中的多数也会象一头头真正的猪那样，因贪恋猪食的美味和猪圈的安宁，躲不过雪亮的屠刀。
但猪也会造反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特立独行的猪。
我并不认为目前最广为人知的那些手套商人能在中共国内掀起什么浪花。
但财政的枯竭会带来连锁反应，会把依靠转移支付吃香喝辣的县域经济圈里的“小手套”们逼向绝境。
贵州的“以刑化债”只是极端情况。更多的中小企业主没有和地方政府杠到底的勇气，但同样会因转移支付的无以为继、外贸订单的枯竭而失去财源。
受影响的不是一两个城市，也不是一两个省份。
会在这样的财政困境中不得不别寻出路的，是中共国两千多个县里所有“老爷吃肉我们喝汤”的沾光者。
改开受益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在他们之中，那些最功利最市侩但又并没有红色家族背景没有安全感的人，那些没有理想没有情怀的中小民营企业家，将是当中共国进入双链争持的决裂阶段时，伤害链系统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他们选择跑，资金就会疯狂外流。
他们选择闹，维稳就难度飙升。
他们选择拉帮结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府的执行力就会在地方上被消解于无形。
当他们对中共政权忠心耿耿时，他们就是政府的爪牙，是官员的打手。
当他们因为成了待宰之猪而掉头反噬时，他们将成为摧毁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残存控制力的直接原因。
不论他们选择跑还是选择闹，只要他们不再和中共一条心。
在改开时期，在产业链逻辑向伤害链系统渗透的时期，在这些大中小手套商人削尖脑袋和政府官员拉关系，抱大腿，拿项目的时期，太多维稳职能在实际上已经外包给他们了。
所以看起来坚不可摧的中共政权，他们那看起来象金刚狼的钢爪一样吓人的爪牙，你要知道，其实是在美甲店做出来的穿戴甲。
而官商勾结的兄弟情，是很塑料的。
当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当昔日的保护伞被200斤的大冰雹砸成碎片，当越来越多的小微手套们被无情抛弃，这些功利主义者就会向更安全的地方迁徙。
而迁徙导致的资金外流会让中共急眼，会逼着地方财政加紧搜刮的步伐，会激化政府和地方上最有势力的这帮人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功利主义者的现实处境。
他们最终只能奋起，不是为了追寻理想，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靠拢特权阶层能带给他们利益时，他们的谄媚会让每个观摩者印象深刻。但当伤害链系统试图重整旗鼓，试图以他们为代价延续统治时，他们会被迫站到对立面去。
并夺过理想主义者苦苦撑起的旗帜，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胜利。
理想主义的力量在中共国是极其薄弱的。
可是谁都知道中国人是多么功利。
要在政治理念、价值观念上求得社会共识是困难的。
但对财富的贪婪可以全民一致。
当你把一个专制社会实现民主转型的希望寄托在理想主义者身上，寄托在全民提高道德水准上时，你的希望总是会落空的。当你误以为追求民主是追求公平与正义，并试图成立一支由天使组成的军团时，你是一定会失望的。
但是，事情的真相是民主转型是产业链逻辑实现的制度性“维稳”，是当社会生产力逐渐发展起来后，功利主义者为维护自身利益找到的性价比最高的方式。
是生产者们“终于有钱了”，砸钱雇政府做了保安。
所以，当功利主义盛行，当对理想不屑一顾的人以非暴力的方式掌握了大量财富并希望继续以非暴力的方式留住财富，这片土地开启转型进程的条件就已经成熟。
所差的只是契机。
是伤害链逻辑与产业链逻辑的矛盾爆发，是特权阶层与手套、爪牙们的最终决裂。
是饿虎与群狼的决战。
